我肯定地点一下头。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上去弱不禁风，但说话办事，利索干脆，走路如风，筋骨如铁。生活上有个大姐，工作上又像大哥，总之她是个特殊材料组成的人。”马识途这样评价她。

重庆之后，她又回到了上海。

这时的上海，是一个垂死的政权企图借以作为继续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块“富国之地”，因此反动政府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更加警惕，加倍追寻“苗头”，一旦发现有“共党”活动，立即采取残酷镇压。作为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的她，承担着更加艰巨和繁重的任务，既要发展组织，更要保存实力。一向勤俭和清廉的她，现在偏偏要天天装扮成“阔太太”，穿梭在“十里洋场”，以求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党的工作——她的性情变得更加“铁青一块”，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很少有笑容，即使在党内，所有的话语也都是“大姐式”的。听到有人背后议论，她不以为意道：“只要少牺牲一个同志，你们恨得我咬牙切齿也无所谓。”她清楚，在革命队伍里，多数同志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失去另一半的痛苦，她已经尝够了，“我不想让其他人也去尝试这份痛……”为这，她作为党的组织部长，对人、对干部的要求就是比一般人严出许多。

上海要解放了！许多在地下工作的人都渴望早一刻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去自由地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和敞开胸怀去高唱一首歌，而她，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同志们的这种愿望，只身去了香港，去一家一户地做工作、作动员，将滞留在香港的那些国宝级知识分子带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她成为了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时就这样认为：她是一个没有个人私事挂念的人，也是一个没有私心影响工作的人。是的，她的爱人早已牺牲在上海龙华，唯一的一个孩子在苏联也再也没有找到。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她说她除了是他的“芳妹”外，就是一个“革命的女儿”了！

“生还”何处寄萍踪，

聚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

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

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

遗篇再读忆初逢。

1962年清明时分，她手捧她的“曼”的遗作《俘虏的生还》再版，一边拭着泪，一边写着如上诗篇，眼泪再次在无人的时候流淌起来……

3年婚姻中不足100天在一起之后，就是31年的漫长永别。她也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变成一个日无笑脸的“老太太”——除了当年的战友们依然唤她“大姐”外。似乎，除了“女监察部长”的性别色彩外，她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老太太”！

她以对她的“曼”的忠贞坚守和对党的忠诚奉献，作为“修炼”的最高境界，一直到被江青、康生等迫害致死，她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只留下“朝前看”三个字，保全了“芳妹”完美的肉体与灵魂，去天国与她的爱人——“曼”团聚。

后人在议论这位革命的“大姐”时，总有几多唏嘘，因为她一家三口，为了革命，生死三地，绝后无继。可我想，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三个字“朝前看”，难道不是一个革命者最完美的希望和理想吗？

朝前看能看到什么？朝前看，就是看到了今天的我们和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呀！

她和爱人的他，还有他们失落在异国的那个孩子，当看到今天我们蒸蒸日上、如此繁荣富强的祖国时，她和她的“曼”以及他们的孩子，就会在九泉之下笑颜盛开……

上海人民对她感情笃深，对她和他(她的“曼”和他的“芳妹”仅有百日在一起的革命夫妻传奇与忠贞的故事）格外敬重，将她与她的烈士丈夫——“曼”（谭寿林）一起作为革命烈士列入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而她一生对革命和党的忠诚及对爱情的坚贞，以及最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也够得上一位烈士的称号。

写完钱瑛和她爱人“曼”的铁血浪漫故事后，我又异常意外且十分惊喜地从一个封存了六七十年之久的“历史”旧档里，读到了36封由一位革命烈士写给他爱妻“文妹”的情书。这些“情书”里每一封都流露着对妻子“文妹”的那般如火如焰的爱，令人热血沸腾，因为这些“情书”封封犹如火焰一般喷射，恰似决堤的潮流一般奔涌，又好比惊雷后的大雨一般磅礴……一句话：太炽烈，甚至还有些“肉麻”。（不用笑，革命者的年轻夫妻间，难道不允许有些“肉麻”的情调吗？）

后经细心地拂去历史尘埃后方知，这火一般的情书，原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之一、我党最早的军事人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一飞所写，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好奇：原来职业革命家的内心也有“如岩浆喷射一样的爱情”啊！

还有一点也令我十分意外：他的“文妹”，也就是其妻陆缀雯，竟然还是我的“老乡”（江苏太仓人，其出生地与我出生地相距只有十几分钟路程）。可贵的是，我的这位同乡也是位忠诚的地下党党员，不到21岁就到了上海读书，“五卅运动”中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是青年女学生中颇为活跃的人物，由早期革命家宣中华介绍入党。中共负责人罗亦农出任上海区委书记时，陆缀雯就在区委机关担任机要员。那个时候，王一飞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军委机关还没有建立完备，所以王一飞常把一些重要的机要文件交陆缀雯保管，就在这期间，年轻的我党革命军事领导人也悄悄把爱情“存放”在这位秀美端庄的江南女子那里——1926年2月7日，这是这年农历春节期间的一个好日子，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结婚。在地下斗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的结婚仪式异常简单，没有盛宴，没有喜糖，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也不用什么登记，也不需要谁发证明，只要用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诚。王一飞曾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形容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两个人睡到一起，就是一个家……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除了志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后，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王一飞后来的革命生涯，言中了自己曾经对“革命者家庭”的这番理解。

作为我党第一批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军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飞与叶挺、聂荣臻等从苏联著名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筹备中央军委机关，并出任军委秘书长。1927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军阀屠杀爱国学生的血案后，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不能再公开露面了，中央便决定派王一飞调往北方工作。刚过新婚蜜月的王一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并让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一起前往北京。但转眼王一飞又匆匆赶回来说北京不去了，中央让他马上到武汉。

“那我还去吗？”陆缀雯问。

“你暂时不去，留在上海。”王一飞说。

陆缀雯便赶紧把打包好的行李拆开，拿出自己的一半东西，又将另一半捆扎好后，叫来一辆黄包车，送丈夫到了火车站……

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离别。

王一飞乘车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后，匆忙中才赶上往长江上游开的那班航船。此时，蒋介石反动集团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行动，已在全国各地到处溅血，肩负党的重任的王一飞一方面亟待能够火速赶往汉口，与先前到达那里的中央领导们会师，一方面又牵挂着独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面颊贴在船舱木窗口的王一飞，双目凝视着被远远甩在船后的滔滔江水，思念新婚妻子的涓涓柔情油然升腾，他知道前面的九江码头可以发信，于是便从口袋里抽出一支派克笔，给妻子写下分别后的第一封“情书”——

缀文我爱：

今天是别妹后的第三天了，消磨这几天的光阴，实在困难！请先让我把几件事说一说，然后告诉你“我的胡思乱想”！

一、重民于我走后，必交一“小书”给亦农，你见亦农时，可告以转交弼时，他自然会替我交代清楚。

二、我从前曾托替华办车照，谁知他拆烂污到今！你可关照他一声，车照不要了，钱还退还！（如果没有，也算了！）至于你个人应做的，在我以为：

①经期间，应十分慎重，切勿随便“服”“食”“行动”！

②仍应按期往妇孺院去看病，多费钱是不要紧的，总以身体为重！

③如果身体好，则每日往石家去一趟，过一二天，往特兄处去一趟；如果身体不好，一切均可托游兄。

④为防思想上寂寞无聊起见，可温习英文，或看abc，或往德芷家去玩（这一条，必身体好，为条件）。

⑤如果你愿回家，趁此时期，便可一行，作为将来说穿此事之预备，亦可！但必：A）、把地址留给我，B）、27—28必赶回，因为此时我或者已回。

⑥所有新布，均可交裁缝店赶做衣服，可做稍为宽大一点，切勿等时、省钱、把布再藏在箱里！

妹妹，这是我此时所记得的，第一，必定还有许多遗忘的，第二，上面我所说的，也未见得全对；总之，还是要我的爱妹自己决定的！但是我愿爱妹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的意思，愿吾爱有所体会我！

至于我这几天的胡思乱想，其中最主要者，即是“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且深觉很不自然似的！我想，多情如妹，此中别离相思，当比我更甚！妹妹，这完全因为我俩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见也难，何况更久？！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牗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并愿以此慰我爱！

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做事，俾有以副妹之爱！妹妹，枯燥平庸的我，而得妹之爱的培养，促进我的努力自勉者实大！谁谓恋爱不该哉？！我不禁常背人而吻吾妹玉照矣！

妹妹，要说的话还很多，现在不说了，且等到汉后慢慢的告诉你罢！不过有一句话，让我先在这儿提一笔。妹妹，你这是什么？就是18—19两天的赴宴当中，我因病或事务的关系，对妹妹有太重言的地方，虽然这些有的我已认错，有的妹妹已原谅我，但我事后追想，实深自悔！当此别离中回忆，尤令我深自责备，而深觉吾妹爱我之深切！妹妹，愧我粗鲁，以后决不再敢！！！

拉杂乱写，就此告终，请再说我的行踪：

别妹后，即抵车站，买一张三等票上车，离开车时间尚有40—50分钟，然车中已无座位矣！但有的却一人占三四位，铺起被来睡觉，而迟到者却只好鹄立车中，无秩序，无公德心，可见一斑！我幸带有铺盖，就坐在铺盖上，一直等车过镇江，才得坐位，至七时二十五分钟到南京。

我即雇黄包车至轮船码头，中途为轮船写票局的招待接去，他为我买了票，送到码头，一直等到十二时（中餐）才有船来（瑞和），而此船又是非常起码的船，坐了官舱，翻反不如他船的房舱！

二十二时船由南京开，至晚上七时到芜湖，二十一日午后二时到安庆，晚上十二时到九江，预计明日（二十二日）晚上十时可到汉口。我想此行如无耽误，大约27—28必可到家矣！

时迟了，船要到埠了，下次再说罢！谨祝妹妹康健，努力！！！

你的“歹”小囡

21/Ⅲ—26

长江船中 第一号信

这是一位革命家写给刚刚离别的新婚妻子的信，原汁原味，所以读来感觉确实“情意绵绵”。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的“暗语”，在此不述。

从信中可以看出，王一飞其实是个非常心细的人。在离开上海前，他就安排了军委技术书记奚佐尧（烈士，江苏江阴人，1926年11月26日在上海被敌人杀害，时年29岁）与陆缀雯做假夫妻，租住在南市区租界区内的一个弄堂的小房子，这其实也是军委的秘密机关地之一。王一飞走后，奚佐尧便负责南市区的工人武装起义。但才几天后，陆缀雯发现奚佐尧突然不见了，于是到处寻找，可又怕暴露了军委秘密机关。正在此时，她看到一张报纸上说又有一批“共党分子”被捕，其中有个眉心上有红痣的人，陆缀雯马上知道他就是奚佐尧。惊心动魄之间，陆缀雯机智地转移了藏于她住处的军事机关留下的枪支，随后迅速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几天后，她看到了做了几天“假丈夫”的战友牺牲的消息。那个时候，革命者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新婚的丈夫王一飞这次到汉口的时间并不长。在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后，他因受老战友任弼时之托，乘船到长沙，将任弼时的未婚妻陈琮英带到了上海。任弼时与王一飞是同一批入团，同一批出国，又在同一个学校学习，从苏联回国后又同在团中央担任领导，战友情谊特别深厚。这次受战友之托带任弼时的未婚妻，一路上，王一飞关心体贴和爱护战友亲人的情景让数十年后的陈琮英仍对战友的爱人陆缀雯说：“你们那个一飞啊，可实在老实。他在船上怕别人挤我，要保护我，可他又怕碰着我，就围着我转圈圈……”

结婚不久，王一飞为怕妻子寂寞，便搬到了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和颜昌颐、傅凤君夫妇同一所房子里住。（颜昌颐，湖南人，中共早期党员，介绍人是邓中夏。1929年8月24日，他与彭湃、杨殷、邢士贞一起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时被叛徒出卖被捕，一周后被敌人残酷折磨后枪决，牺牲时29岁。）这三对中共重要领导人夫妇住在一起，生活上相互照顾，尤其是对女人们来说，能够解决生活上的不少困难。但邓中夏后来来了，立即要求他们“马上分开”，理由是三个中共重要人物住在一起，“太危险”，“不利于保护自己”。

邓中夏的这个建议是对的。三个小家立即作了重新安排。

王一飞后来又受中央指派到武汉组织军委的相关军事工作。再次分别，王一飞依然沉浸在如漆似胶的小夫妻感情之中，几乎每三两天就要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写信。这里选上三封，不妨一读（说明：因有的内容较长，略作删减）：

文妹，我的小宝……！

我已于今日午后四时到此地了，现尚未会见经理，大约明后日必可会到，究竟要留多久，只好等一二天再写信给你！

我这次出门，比前几次还要不放心于你，因为你平日太不知自养身体呀！我现在别的话不说，先请你注意这几点：（一）早起早睡约合8—9时，（二）多吃有益身体之食物，宁可多费点钱，买好的东西，切勿买小摊的零碎食物，（三）设法看书报，时间不可过多或过长，尤其禁看“哀情”、“失意”等小说，因为无形中要影响你的精神及胎儿的，（四）有时发气时，总宜设法自制，找书报解闷，切勿向同学及母弟发作，总之，切勿忘记“精神畅快，身体强健”的口号，至要至要！

我身体平安，可勿为念，草此，即颂自爱（自爱即所以爱我！）！

母弟均此问候

你的飞 八月十二日

文妹我爱！

昨日午后到此，曾即草上一函，谅不至为洪乔所误罢！

此间近来大水，三四日前，租界街道水深三四尺，用车吸出，汇入江中，才算平静。但我昨上岸后（中国地界），欲至租界雇车，尚遇着数处积水，以至不得不绕一大圈，才至租界（本来近在咫尺）。至于热度，比上海较好，但早晚不凉，蚊子臭虫又多，我住的还是上等客栈，但昨夜亦不能成寐！今日午后忽然起狂风，并下大雨，此时还不止，我来此已一昼夜，尚未遇见经理先生，一个人闷坐逆旅，除几份报一部无聊小说，聊供消磨时间外，其他为一般旅客所尽乐的（唱，叫，牌赌，看戏……），怎能值得一顾？！且更增烦耳！故午觉醒来，等人既不来，不如再给妹妹写信……！